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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父亲鲜英在特园的日子

作者:未知

  母亲督工修建特园
  我父亲鲜英(1885-1968),字特生,四川西充人,是民盟创始人之一。
  父亲出身雇农,母亲金竹生出身城市贫民,父亲在和母亲结婚以前,曾经有一个原配姓何。那个时候农村很偏僻很穷,我父亲就步行从西充走到成都去从军,因为当兵可以吃饱饭,还可以免交一些税。父亲到成都去当兵一两年回来后,发现何氏已有身孕。在那个年代,如果父亲把何氏休了,就会断送何氏和她腹中胎儿两条命。于是父亲说,我先承认你那个娃儿是我的,你生了以后就带着娃儿去找他生父。父亲思想很先进,他不但救了两条命,而且很理解当时的男女关系。父亲和何氏断了关系,后来才跟我母亲结婚。
  当时四川军阀个个都有姨太太,只有两人没有,一个是刘湘,一个是我父亲。我父亲觉得男人可以三妻四妾,而女人却不可以,这不平等。所以他对我母亲一直感情专一,从不在外面招花惹草。有时他们军界里的朋友在一起吃饭,当时兴喝花酒,要叫几个姑娘来陪,我父亲就专门找一个又黑又不漂亮的。喝了酒要去看戏,我父亲就事先吩咐勤务兵在半途给他说:太太来了。那个黑姑娘一听,撒腿就跑。母亲每将此事讲给我们听时,都很自豪。
  母亲是不认识字的,但是她很有理财的思想。父亲做了铜元局局长后,家里时有客人来吃饭,她就常到厨房去检查,看到山珍海味摆了很多,根本没有人管。她就把它们全部收了起来,说不能够天天这样子铺张浪费了。那么修特园的资金是哪里来的呢?我父亲当铜元局局长的时候,那些生产中产生的铜渣、煤渣堆积如山。有人就给我母�H建议,把这些铜渣、煤渣卖了,我母亲说卖了怎么办呢?我有一个叔父当时给我母亲说买国债券,大概赚了点钱,就修了特园。
  特园有70亩地,以后慢慢建起十几幢房子,都是我母亲亲自监督施工,她设计不行,但是她会看图,哪个地方不合适她要改,哪个地方施工不好,她要把地撬开重新盖,很有经营头脑。我父亲对这些事向来不管,都是我母亲在经营。特园除了有十几幢房屋,还有苗圃,有稻田,有水牛,在山坡种红苕、胡豆、豌豆这些小春植物。因为父亲是贫农嘛,我母亲嫁给他以后也跟着学会了种地。我们家虽说已经发迹了,但是每天吃饭是两顿稀、一顿干,早晚都吃稀饭,中午才吃干饭。干胡豆,就是蚕豆,炒了以后加水一煮,煮好后加点盐、葱花,就是一个菜;一个藤藤菜凉拌,就这样。晚上就是炒那个面豆,所谓面豆就是把面粉、水和成糊,铺成一块一块的,然后切成条状,炒一炒就行了。一直到我的哥哥姐姐上大学回来以后,说这样子不行喔,两顿稀饭吃起没有营养喔。我母亲还说:啥叫营养喔,吃饱就了事。家里一直很节俭。
  我父亲育有四个儿子、六个女儿。他偏爱女儿,这有别于当时“重男轻女”的传统。康庄是怎么取的名字呢?我最小一个妹妹叫鲜继康,父亲就给这四幢建筑取名叫“康庄”。第八个妹妹叫鲜继平,他就给另一幢房子取名“平庐”。所以康庄、平庐,是据我两个妹妹的名字取名的。别人家都说严父慈母,我们家是反过来的,是慈父严母。严母就是我母亲,她对我们要求严格,要女孩们吃有吃相,坐有坐相,站有站相,否则我们就要挨骂。当时范哈儿(范绍增)修了一个上清花园,很漂亮。范哈儿的姨太太多,有些是江浙的名媛、交际花之类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去对我母亲说:她们穿的衣服衩开得长,她们穿不穿裤子啊?我母亲说:胡说!乱说!以后不准说了!
  特园在抗战年代受到严密监视
  全面抗战爆发后,重庆作为战时首都,成了经济、文化、政治中心,各种政府机构、大使馆都涌向重庆。当时可供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很少,特园里都是一幢幢的小洋楼,他们就看上了。像康庄、鲜宅、平庐,坡上还有3幢没有取名字的房子,荷兰大使馆、意大利大使馆、苏联军事代表团等,有时候都在其中租住过。
  那为什么又叫鲜宅了呢?特园本身是一个大建筑群,鲜宅是特园的主体。当时鲜宅到江西会馆,从一条小马路下去,只能骑马或者坐轿。但住鲜宅的外国驻华使节们都是有车阶级,要坐汽车。于是就从上清寺口子上修了一条马路,后来我父亲说,就叫特园路。我二哥干脆弄了个大牌坊,写了两个大字“特园”。这样,我们住家的地方“鲜宅”跟这个“特园”就混起来了.
  鲜宅里面有前后花园、鱼池,还有小孩子玩的滑梯、秋千;鲜宅的主体是我父亲的达观楼。鲜宅是特园的主体,达观楼是鲜宅的主体。那么现在保留的康庄呢,是1号 2号一幢楼,实际上是两幢单独的房子,3号、4号的连体。现在十几幢房子里面,就只剩康庄了,还算是保留下来一幢原来的建筑。当时我父亲把康庄还有好多房子都捐给了政府,本来他是要把特园捐了,鲜宅也要捐。董老(董必武)说:你两老还健在,捐了你们往哪儿住呢?等你们不在了,我们要把这里开辟成纪念馆,以后的事情再说。从此以后,好像是地价税还是房价税就免交了。
  康庄是大建筑群里面的小建筑群,专门有一条汽车路,因为当时康庄2号是冯玉祥租的,康庄4号是戴笠租的。这个4号是戴笠强行租的,他只是来通知我父亲,说:我要租4号。当时都住满了嘛,父亲说已经有人了。他说:这个你不管,我只通知你一声,其他的你都不用管。他把4号租了以后,专门用竹篱笆把4号又隔了一圈,然后用黑漆漆了,并且另外开了一个小门,从那里进出。他为什么要强租4号呢?因为4号离特园的主体鲜宅最近,他的任务就是来监视甚至跟踪所有进出特园的人。我先生的一个姐夫曾经到家里面来,出去以后被人追问到特园里面去干什么。那个时候在特园路摆摊的,擦皮鞋的,卖香烟的,都是特务,监视得很厉害。
  还有一次,记得我十五六岁,喜欢看电影、话剧啊,尤其是白杨等左派明星演的,还有郭沫若写的《屈原》等作品。后来,我们接到一封信,是重庆警察局来的,信中说,小姐们,你们以后要看电影,看话剧,不用自己来买票,给我们打个电话,我们就给你们送来了。我们知道这事情不对头,就没敢告诉父亲。要是我父亲知道,一定会责怪我们要别人送票。所以我们也不敢联系,后来人家告诉我,他们都是有目的的,来给你送票,送啥票哟!就是想从你们那里再了解些情况,好监视你们。   当时监视得很厉害,连我们家的佣人都被买通了。有一天晚上,国民党特务准备好要炸特园,因为经常有人在客厅里面开会,国民党的冯玉祥、陈诚、张群、李济深都是些上层人物,共产党方面当然有周恩来、王若飞这些人,还有很多社会贤达。当时一个佣人就说:我去看一下,今天是哪些人在开会。他一看呢,陈诚在里面,国民党特务才没敢去炸。
  记得我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暑假,父亲给我请了一个国学老师。暑假要完了,他特意给我父亲说:老伯,我今天要走了,我告诉你实话。父亲说:你说啥?他说:我来是有目的的。我是上面派下来的。那我父亲说:你为啥要告诉我呢?他说:我看你老人家,也没啥活动,没有什么不法的事情,所以我今天告诉你,我也要走了。这说明国民党是想尽办法,对特园进行监视,进行破坏,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,特园能够保存下来,的确很不容易。
  毛主席三顾特园题匾“光明在望”
  有一次王若飞来,他看到鲜宅后感叹:哎哟,这么大的房子,不晓得是哪个军阀的。他走进鲜宅,张澜给他介绍,这是鲜英的,于是王若飞就给我父亲赠名“孟尝君”。主要是称赞我父亲好客。张澜很清廉。他当过四川省主席,做过四川大学校长,但是没有财产。他每一次来重庆开国民参政会,都是住在我们家,所以家里一直给他留了一间房子,我们小孩叫它“张老伯房间”。他来呢就住在那里,他如果不在呢,有�r候梁漱溟夫妇两个,还有熊十力,也在那里住过。
  我父亲和董必武是朋友。武汉失守以后,董必武先到重庆。周恩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后,董必武就介绍他来特园。当时蒋介石下了手谕,任何公家的地方都不能租给共产党。周恩来很坦诚地对我父亲说:特老,现在我们南方局在重庆没有地方办公,需要开辟一个场所。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这个地方提供给南方局,作为开会的场所?我父亲说:可以啊。周恩来接着又说:那是有风险的哟。我父亲说:一不怕,二愿意。后来南方局就经常在特园开会,我们几乎天天见到周恩来。当时,史良、周恩来他们有的时候来开会,有时时候还办舞会。史良对我父亲说:特老,你把这个场所提供给我们,提供给共产党活动,你的功劳是很大的,贡献很大,但是师母的功劳要有一半哟。史良称我母亲为师母。史良说:你想,每天几十个人进进出出,不说是饭菜,光茶水、烟,师母要不高兴,拖你后腿,你也搞不成喔。这个倒是真话,我母亲虽然不识字,但她懂道理,她信任我父亲。
  毛主席来过特园起码有三次。有一天,我后来听父亲说,周恩来或是徐冰陪毛主席来特园拜望父亲他们。于是家里面就把各房间都打扫了一番,就准备迎接毛主席。因为客厅来往的人员太多,最好到一个隐蔽的地方。张澜住的那个房间在鲜宅的最里面,而且在楼底,所以就到那里去。毛主席第一次来,就是张澜、我父亲、毛主席、周恩来或徐冰四个人,关着门在里面谈了几个小时。毛主席第二次来,我们几个姐妹都见到了。我父亲他们以民盟的名义宴请毛主席、周恩来、王若飞。毛主席不胜酒力,周恩来能喝。周恩来还专门介绍这是鲜太太酿的枣子酒。吃完饭以后,我们几姐妹拿出准备好的纪念册,跑到客厅里,想请毛主席题词。毛主席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,题了“光明在望”。后来冯玉祥又在特园请毛主席赴宴,这是毛主席第三次来特园。第一次密谈,第二次民盟宴请,第三次冯玉祥宴请,这三次是确切的,我确实知道的。至于说有第四次,说张澜请毛主席到鲜宅来,不过那时候我在学校,不了解这情况。
  他们在特园谈话的内容,是非常保密的,我们无从知晓。我父亲只有一次对我母亲谈起,他说:毛主席曾经建议,说民盟要不要建军?毛主席说:如果要建军呢,我们愿意帮忙。我父亲他是行伍出身,带过兵打过仗,知道怎么建军。但他那个时候已经脱离政界、军界了,他觉得里面太复杂。他一生清心寡欲,很淡泊。所以他想,如果民盟要建军,那担子就要落在他身上。他不愿意,张澜也不愿意。这事情就没有往下谈了。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毛主席在怀仁堂请我父亲吃饭,红军长征过陕北时,我父亲代表刘湘送了20万块钱给红军。毛主席这一次就是为了感谢我父亲雪中送炭。毛主席说:你当时20万块钱好管用喔,买布匹,买医药,太感谢你了。我父亲说:当时那是应该的。
  特园承载的光影岁月
  在抗日战争期间,日军轰炸重庆,特园曾受到劫难,康庄的3号、4号楼被炸毁,后又照样修复。1956年,重庆兴建嘉陵江大桥,按规划,桥头公路由鲜宅花园穿过。只因鲜宅为纪念地,为了避开,于是修改设计图纸,公路从桥头弯了一下,从紧挨平庐30米外切断挖开,将特园截为“特园”和“特园路”两部分,两部分之间是公路。
  1957年反右扩大化,特园和我们家族都遭逢了巨大转折。我父母1960年迁住北京地安门寓所定居,鲜氏遗族1967年全部迁出特园,寄居储奇门至20世纪80年代才返回。
  “文革”期间,特园的主体建筑“达观楼”毁于一场大火,仅残余书房和偏房,故1992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特园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,挂牌在与“达观楼”相距100多米的康庄。2008年5月12日,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,特园终于重现当年的风采,康庄被建设成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。该馆充分展示民革、民盟、民建、民进、农工党、致公党、九三学社、台盟的成立和发展的光辉历程,充分展示它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、荣辱与共的光荣历史。
  (口述者为鲜英之女,现居美国;撰稿者为重庆历史名人馆工作人员)责任编辑 杨之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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